氮肥用量应遵循“加减法”原则

我国氮肥用量占全世界氮肥用量的35%以上。

　　　　过量施肥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去年曾经在美国《科学院院刊》杂志上作出了“减少30%氮肥，不影响集约化农田粮食产量”结论的中国农业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张福锁，在谈到我国氮肥施用过量问题时认为，这些问题30多年前就已在国外普遍存在，在我国出现并不奇怪。与“二战”以后的欧美国家相似，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也经历了人口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以氮肥的大量施用支撑粮食单产不断提高的粗放型粮食增产方式成为发展初期的首要选择。

　　而对于我们这个以9%的耕地养活世界21%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更是特定时期里没有选择的选择。“美国、西欧国家要求稳产，但是中国必须增产。一旦粮食产量出现波动，谁也负不起责任。”中科院院士、中国农大教授武维华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国耕地资源日趋紧张，而农产品刚性需求持续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耕地承载着巨大的压力，难以实行休耕，只有不断在农田中补充养分，才能保证粮食高产。在前不久全国早稻生产座谈会上农业部又一次要求南方部分省份扩大早稻面积，落实水稻“单改双”———就是说要指导农民把只种一季水稻改成一季早稻加一季晚稻，实现油菜-早稻-晚稻三茬轮作，提高土地产出率。

　　另一方面，我国开垦了大量存在障碍的边缘土地，不得不依靠肥料的高投入来支撑土地的高产出。张福锁说，这些坡耕地、盐碱地和沙土地等保肥保水能力差，不多用肥产量上不去，用多了又保不住，是典型的“三跑田”。在发达国家这些土地多以休闲和生态功能利用为主，而在我国，中低产田占全国耕地的将近70%。

　　另外，品种结构、肥料产品结构、施用技术等也直接导致氮肥大量的施用。比如，众所周知豆科植物的根瘤菌能够有效起到固氮作用，美国豆科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0％，在我国，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字，豆类作物面积约为1.8亿亩，在16亿亩粮食作物中占的比例是11%。

　　再看肥料产品结构，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胡元坤坦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以科学施肥为导向的肥料生产经营格局，市场上的肥料产品结构不适应科学施肥的要求。如氮肥比重过大，高浓度磷肥发展过快，复混肥产品养分配比与作物需求不匹配等，严重制约着肥料利用率的提高。

　　技术障碍也是氮肥施用过量的瓶颈。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张卫峰说，科学施用化肥应该有与之相配套的品种、机械等多种技术设备，但我国施肥机械化程度低，化肥施用至今仍以人工撒施为主，单靠人工施肥，要在几分大小的地块上确定用几斤几两氮肥确实是一件很难操作的事情。有的农民买一袋化肥还用不完，留着也没用，就干脆都撒下去了。

　　“过量施肥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到我国国情、种植制度、肥料产业定位甚至包括农民施肥观念等一系列问题。”胡元坤认为。

　　有的要减氮，有的反而要增氮

　　不管怎么说，氮肥超量已经威胁到环境安全以及农业生产本身，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引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氮肥要减，减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农业专家都显得很慎重，“我们的国情使我们不得不采取高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化发展之路。”

　　中国农业大学作物学院高旺盛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曾提出，“减肥稳产”的提法也许只适合少数局部地区、少数作物的短期性政策考虑。武维华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我国，对于和粮食相关结论应该更为谨慎。

　　这又带来了第二个问题：氮肥要减，怎么减？是不是全国耕地氮肥使用量一刀砍下去就行了？事实远远不是那么简单。高旺盛认为“依靠点的样本数据得出笼统的减少氮肥投入政策，有以偏概全之嫌。”

　　　　“从目前的实践看，东部地区过量施肥的现象比较普遍，中西部部分地区存在施肥不足现象。但是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某一田块施肥是否超量，超量多少？必须结合土壤质量、作物品种、目标产量、施肥方法等，经过科学检测才能给出结论。”胡元坤说，“大家都知道氮肥用多了，需要减少不合理施肥，但具体在哪些地方减，在哪些作物上减，减多少，怎么减，从理论到实践需要一个有效的‘抓手’。近几年来农业部门实施的测土配方施肥正是对不同田块提出有针对性的施肥配方，是‘按需施肥’的一种科学、有效的手段”。